辽代银鎏金契丹文令牌

契丹文化神秘而悠远,在不少传奇作品中均有体现,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中武功超群、义薄云天的萧峰,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特别是他胸前的狼文身,证明他源自于神秘的契丹。家喻户晓、满门忠烈的《杨家将》,讲的就是一千多年前,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的故事。大约距今千年左右,契丹族活跃在我国的北方,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。

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,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,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。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,或建于辽代,或翻修于辽代。它们巍峨雄伟,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,体现出契丹民族当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张力。笔者曾见到一块辽代银鎏金令牌,高约10厘米,宽约5厘米,重约175克,十分精致,鎏金工艺精湛,纹饰也相当精美,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令牌正面有两个契丹大字,虽然手头资料不足,无法破译出此令牌的确切含义,但从第一个字下面的部分似乎是“命令、条令”的意思。此令牌首端呈如意云头兽首,顶端有方形穿。旁各阴刻一飞翔的凤凰纹饰,两面开光,银牌用料上乘,做工精细,加之有契丹文字,为研究鉴赏契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材料。

从此令牌上可以看出契丹精湛的金银器文化,契丹金银器制作工艺继承了唐和五代传统技法,吸收了中原文化、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的文化,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,形成了新的特色。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、浇铸、焊接、捶揲、錾花、鎏金、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,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,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,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,以龙、凤、鹿、鱼、宝相、牡丹、忍冬、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。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,腹部錾刻的鹿纹形像,姿态即与唐代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,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。

契丹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,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,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、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。契丹金银器工艺美术特色,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。契丹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传统,又受到了来自波斯,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,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极富民族特征的金银工艺,是我国北方大草原上古代金银器文明的鼎盛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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